病、残等，授口分田、永业田不等。贵族和五品以上官可依品级请受5顷至100顷永业田，勋官可依勋级请受60亩至30顷勋田。授田有宽乡、狭乡之别，迁徙、买田、授田规定不同。永业田可以世代继承，政府不再收回。担任政府官员的有职分田，官署有公廨田，收入充俸禄和办公费用。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政府在赋役制度上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源于北魏到隋朝以来的租、调、力役制度。男丁每年交粟2石，叫做“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做“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交绢2丈，绵3两，或者交布2.4丈，麻3斤，叫做“调”。合而为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愿服徭役的可以交绢来代替。这个制度为唐王朝聚敛了巨额的财富。据史书记载，到公元749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实施，对唐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均田制实施范围和实施程度学界看法不一，但授田不足确为普遍现象。唐均田令中对口分田买卖限制的放宽，体现了土地私有制因素的增长，普遍以庸代役，则体现了国家对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

    唐高宗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逐渐破产流亡，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按人丁为征收赋役的基本对象的租庸调制，与土地占有状况已不相适应，唐朝政府开始逐渐调整征收原则和内容。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正式实行两税法，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遂名实俱废。

    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唐初以来实行的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入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公元780年，唐政府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

    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两税法”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它的特点是按土地和财产征收赋税，取消了人头税。政府根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的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部取消，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户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两税法的特点是从按丁征税转为按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

    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道：“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从诗中可见无论税制如何改革，劳动人民的负担并不可能减轻太多。两税法一直实施到明朝中期，颁行“一条鞭法”后才废止。

    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依附于土地的人口及其所承担的税收则是国家的根本。凡一国承平日久，则土地集中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少数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大批农民则无田可种，或者租种他人田地，或者流亡他乡沦为流民乃至饿死。土地集中、人口因流亡减少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不但国家的赋税因之减少，地方势力的扩大、饥饿流民的暴动甚至会影响地方安危和国家根本。因此，各朝在立国之初，多半会采取措施重新确认土地的所有权，使更多的人获得土地。并使大量佃户、奴仆从地主豪强的荫庇剥削之下解放出来，为中央政权直接控制，藉此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治安，增强国家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