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羊肉可吃，则是我们身披羊皮头戴羊角之故。于是，他们便把“佯装”、“装羊”的行为固定化、规范化和程式化，并赋予它新的内容而成为“仪式”。这样一来，“狩猎技术”就变成了“狩猎巫术”，“佯装”也就变成了某些人——巫师和祭司的专利和职业。

    巫师和祭司们的任务，是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施行巫法，或敬神、媚神、贿神，以企求上苍多赐羊肉给我们吃。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大人”，故于文字上，不能写作“亻”(侧身而立之人)，而应写作“大”(正面而立之人)。他们作为“羊人”，也不能写作“佯”，而应写作“美”。其之所以“美”，并非面目姣好(其实狞厉可怖)，而因为他能使我们多吃羊肉。顺便说一句，“多”是两块肉加在一起。吃一块肉，又加一块肉，便是“多”。正是为了“多”，先民才需要“美”的“羊人”。如果羊肉不美，佯装何益?如果羊儿不肥，冠羊何为?只因“羊人”能使我“多”，故在他人看来就是“美”。对他自己而言，冠羊则是“仪”。仪之本字为“羲”，即一个“羊”字加一个“我”字。冠羊之事，在人(他人)为美，在我(自己)为仪(儀)。而这“仪”又是一种义务，因此也是“义”。

    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经纪人”。他的任务之一，便是“代神立言”。神祗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或被希望为吉祥的。吉言也就是“羊言”，即“善”(善言)。善的字形，原本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两个“言”字。许慎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羲、美同意。”当然和羲、美同意的。因为它原本就是“羊人”所说之“吉言”啊!

    于是，羊，不起眼的羊，默默奉献的羊，被捕捉宰割的羊，被“食其肉、寝其皮”的羊，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又被人推上了神坛。

    这一点都不神圣，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远古时代，伟大的神圣的，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因为被吃，所以理应受到回报(祭祀)。同理，但凡被请来吃的，神也好，人也好，也往往同时要“被吃”，——或者曾经吃过，或者预备要吃。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也不能白吃。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

    比如韩信。

    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韩信少时家贫，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在床上就吃光了。韩信再来时，当然没有吃的，一怒之下，便跑到河边去钓鱼。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漂母)见他饥饿，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天天如此，直到漂絮工作结束。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衣锦还乡时，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

    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之恩。韩信说：“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向利背义乎!”所谓“死人之事”，就是“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的意思。一饭之恩，竟大如此。

    其实，不仅韩信，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的确，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因此，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提供食物，即赋予生命。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

    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是母亲给吃的，先是吃奶，后是吃饭。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母亲最亲，同时也最伟大、最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