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最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1、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我的童年正赶上“文革”尾声,当时大人们的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革”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最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文革”结束了。
2、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