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槟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闻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