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朱德付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你提前了两分钟呀！不过，我很欣赏你的这种时间意识。我已看完了你的作品，文笔很优美，写作水平不错。我刚才已把你的情况与办公室的负责人协商了一下，决定破例给你一个机会。你马上带着相关证件到报社来办理一下手续……”这个迟来的喜讯，就像天空中那束和煦的春日阳光一样，一下子驱散了很长时间压抑在我心头的那层阴影，温暖的阳光照得我心花怒放。我从没有感觉到羊城的天空是这么的洁净和高爽，我周围的各色风景物是那样的美轮美奂，绿色花丛是那样香气迷人。我，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乡下人，一个平时摸枪扛炮的退伍兵，一个在建筑工地灰头土面地扛水泥的民工，现在终于成为了省委机关报的一员。

    我还了解到，这次都市报招人，主要是副刊和体育版，而采访部当时就招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我，另一个是魏东。魏东也是一名军人，他是广州军区副团级军官转业，上过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擅长摄影，文字功夫也不错，是都市报当时少有的既能拍又能写的记者，他与我在同一间办公室。

    这个时候的我从部队出来后，虽然也做过保安、文员、保镖，也在《广州红绿灯报》、《广东法制报》等报纸做过记者，小试牛刀，在《广东法制报》时我还曾得到过原羊城晚报总编周文韶老生生的帮助，但那大体不固定，说起来是一种不稳定的流浪生活。为什么流浪？是因为我无法找到一家能让我得心应手的报社。在外流浪了许多年后，我极想选择一家能适合我又能供我锻炼的新闻单位，元旦刚改为日报的《南方都市报》无疑是我最热衷的阵地。因此我像珍惜我的初恋一样，对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备加珍惜。

    《南方都市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匹黑马，与早期朱德付的呕心沥血和大张旗鼓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都市报无论是在投资资金、人才资源、办报经验、广告策划上等都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可谈，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走马上任的朱德付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先期的采访工作中，他排除干扰，勇于改革，把他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勇于执言仗义、义无反顾的冒险精神用到创办都市报上。关于这些，我曾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中有过详尽的记录。

    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期间由于带头在都市报内进行改革，朱德付的铁面无情、刚正不阿自然得罪了不少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将一位违规的女记者清除出采访部后，对方和家人草拟了长达10多页的告状信，四处告他，但他依然不畏惧。他不徇私情，公私分明，平时能与记者们打成一片，但在工作上是个极为严谨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为了赶稿子，没有深入现场采访，只凭借电话采访，就匆匆地写了一篇社会新闻，第二天发在了报纸上。到了本周的周会上，朱德付毫不给我面子，当着采访部几十名记者的面，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宣布我的这篇稿子不能算作本月的发稿任务，扣除有关稿费。这是我进入报社以后第一次当众挨批（当然也是我惟一的一次），给我很大的触动，也同时给采访部所有同仁很大的震动，因为谁都知道平时朱德付很关心我，我是他直接招入采访部的，也是他当时大力培养的重点对象。从此以后，采访部的记者们，再也不敢只凭一个电话，或是不深入采访就匆匆地发那种“打擦边球”的新闻稿件了。

    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已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但当时还不敢轻易辞去那家电锯厂里的保安工作，因为此时我不但还背负着600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囊中更是羞涩，几乎是身无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债过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厂里还好办些，因为吃饭时我还可以在工厂食堂里赊账，而现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厂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