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计划报向主编程益中和当时主管采访部的任天阳做了报告，当即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由于第二天报社的采访车一时安排不过来，程益中还特批我从广州包车赶往东莞，所有费用均由报社承担。

    随后，小宁先设法通过采访部的任天阳找到了香港《东方日报》的记者刘志诚。刘志诚我不陌生，因为我们早在1997年底就认识了，而且是采访部主任任天阳亲自介绍认识的。当年， 由于朱德付的大力推荐，加上我平时工作一向努力，采写了许多篇具有社会影响的独家新闻，任天阳也对我刮目相看，待我也不错。一天下午，任天阳对我说：“东方日报的两位记者想与我们加强联系，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吧。”随后，他带着和另一位男同事打车来到位于海珠区客村的大江苑海鲜酒家，与正在等候我们的刘志诚和老冯见了面，当时还有后来跳到杂志社去的女同事翟永存。他们两人主要抓广州地区的突发新闻。后来，刘志诚每次来报社看任天阳时，都会到对面的办公室与我聊上几句，也没有什么深交往。因对方是香港老板，小宁特意想找他一起去帮忙。

    小宁随后又找到了当时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羊城晚报》的昔日同事曾华锋。接着，我和小宁又联系到了《广东劳动报》记者刘靓。大家通过电话约定，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广州出发，赶往东莞。

    一路上，我们了解到，他们家系湖南邵阳地区一个贫困而又偏僻的山村，因为家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兄弟俩一起南下打工，来到这家由香港人办的美而进纺织厂打工。工厂老板很苛刻，经常无限期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节假日根本就不放什么假。他们经常超负荷地劳动，但工钱从来没有增长过，反而常受到克扣。如果要跳槽，老板却故意扣压着员工的身份证和其他的有关务工证件，同时更会克扣拖欠着的工钱。就这样，他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再苦再累也不敢轻易跳槽，只好忍气吞声地在此工作下去。近段时间，由于厂方要赶货，于是老板就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厂方不顾工人死活，加班时间过长，导致身体虚弱的刘晃棋劳累过度，咯血不止，经医院抢救无效于7月13日1时许死亡。刘景棋哭着说：弟弟死得太可惜了，他今年才年仅23岁呀……他认为，弟弟以前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是活活被累死的。弟弟的死亡完全属于工伤死亡事故，他要求厂方按有关规定上报劳动部门进行裁决赔偿，但厂方最后却只愿意一次性给付1万余元的赔偿。

    7月13日一早，我和宁佐勤、刘靓、刘志诚、实习生小谢及曾华锋等人在广园西路碰头后，乘两辆出租车直奔东莞。

    我们来到位于东莞市大朗镇杨涌管理区的美而进毛织厂时，果然如我们所料，保守在大门口的几名保安听说是记者采访，根本就不让我们进门。

    我们见一时进不了门，于是决定采取迂回政策，先退回，再想法。我们退到附近一家用雨布搭建成的简陋大排档内，大家利用吃中午饭的机会，又进行了一番商议。最后决定由我以应聘保安为名先混入厂里，然后让会讲一口流利粤语的刘志诚再寻机进去。这天，我上身穿着那件几天前与金雁小学对簿公堂时所穿的短袖t恤。7月14日，由记者刘志诚和冯木青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彩色照片，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当然，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张发表在《东方日报》上的照片，使我在这次采访中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就在我们几位记者在简陋的大排档里吃饭时，6名刚从这家美而进毛织厂辞工出来的打工妹找了过来。一见到我们，这6名不堪忍受美而进毛织厂繁重的工作量而辞工的打工妹，就纷纷控诉起厂家的可恶之处来。由于厂方拒付她们六、七月份的工资(每人1000多元)，她们早就花光了可怜的那点积蓄，此时已是身无分文欲走不能。

    当获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