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无辜的小姑娘下如此毒手吗？他们只不过是替罪羊！”

    据了解，这家苏云宾馆在他们这儿很有名气的，生意一直很好。发生“暴力取证”事后，再也无法经营了。2003年1月1日，警方交给焦一份总造价为81600元的工程合同，但对宾馆的损失赔偿却只字不提。至今，老焦夫妇依然在为他们的赔偿走在漫漫上访之路上。

    2002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联办的《检察风云》杂志、《新民周刊》、《新民晚报》及人民日报主办的《时代潮》杂志均先后对此恶性事件进行了披露，一时灌云警方的“暴行”震惊全国。此时的县公安局局长马文华这才慌了手脚，多次指派手下的孙恒俊找到焦某协商说：“……局里决定对你家赔偿，对外公开赔偿纪某5万元，不公开赔偿7万元，共计12万元，这事只有你夫妻俩知道，不许告诉任何人……”并答应由警方批给10万元的工程给他做。

    不久，灌云有关部门给予主管治安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廖某和治安大队教导员孙恒俊等人行政记大过处分。

    2003年4月，在连云港市和灌云县多名人大代表的多次过问下，灌云县公安局局长马文华被就地免职。

    后来，就是这个马局长，在孙恒俊来京“疏通”关系时，却通过其手机连连向我大呼冤枉：“那件事完全是廖亚东一手操作的。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并请求北京的记者找关系救救他，帮助他官复原职……

    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因为害怕我们曝光，孙恒俊四处打听我们的情况。回京后，我整理了采访笔记，又认真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写了一篇长达5千余字的新闻稿子。第二天，当我正准备发稿时，我的手机响了，孙恒俊在电话那头用委婉的语气向我求情：“石记者，我正要找你向你汇报呢……这个，这个稿子能不能先不发呀？……只要不发稿子，我一定会来北京重重感谢你们几位记者。其他的事都好说……”我马上回答说：“我很忙，没有时间。”

    没想到，几分钟后，孙又拨打我的手机，他在那头再三恳求我千万不要发这篇稿子，并诉苦道：“我真的是很冤枉的，我可以拿出好多证据，石记者，你一定要相信我。请你在这关键时刻一定帮我一把，不要发这篇稿子，我马上来北京……”后来，孙又一连几次来电话，我没理睬他。

    第二天下午5时许，孙突然又来电话，他在电话里客气地说：他已到北京，是特别来向我汇报工作的，希望我一定抽时间见他。

    我当即与当事人秦雪和秦礼权通了电话，把孙恒俊已经到京并要求见我的事情告诉了他们。秦雪一听，当即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做的，以前老焦家的事发生后，他们也跑到上海和北京去找记者说情，企图行贿人家，这是公安局的常用手段。石记者，我给你出一个注意，最好见他一面，看看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如果他真的是想收买你，那我们不是又有了新的证据么？你可以大胆地收下他的钱，然后我们一起送到检察院去……”秦雪和他的家里人在电话那头再三对我说：“石记者，我们非常相信你，通过这几天的短短交往，我们耳闻目睹了你们这些记者的采访作风，我们相信你！”

    身着警服的孙恒俊乘坐着出租车来到了通州区。他当着我的面付了200元的打车费，提着两个装满东西的提包笑容可掬地向我打着招呼。此时正是午餐时间，于是我带他进了附近的一家价钱较为便宜的酒店。尽管我再三声明不喝酒，但孙还是很热情地硬是要了一瓶高度“贵州醇”白酒。并不顾我的劝阻特意多点了几个菜。他热情地为我敬酒又敬烟，见我真的是烟酒不沾，只好独自享受。

    他直截了当说明了来意：请求我不要发表那篇新闻稿。我干脆告诉他，稿子已写好，不可能不发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