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