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