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梁思永去世一年差一天的时候，与其同庚的林徽因于北京医院病逝，时为1955年4月1日。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各机构准备复员，在李庄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实际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由于经费来源断绝，面临着两种抉择：一是率领本部人马投奔复员后的清华大学这个学界重量级山头，于清华园设系建院，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以便立稳脚跟，创造辉煌；二是将本部人马彻底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南按：为了饭碗问题，梁思成等人的编制配额已在中博名下），由梁思成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统领全局，创造另一方天地。经过一阵反复思考斟酌，最后梁、林还是选择了投奔清华大学。关于此事，李济后来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曾有所提及。李说：“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决定辞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一职，当时我推荐思成来担任，他没有接受。杭立武继我之后出任此职。”

    就当时的条件和个人感情而言，梁、林自然更倾向于清华，因为复员后的中博筹备处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清华则在北平。南京与梁、林夫妇没有多少瓜葛，而北平则是二人的前辈和整个家族在此栖息坐卧的地方，这里镌刻着梁、林两个家族的历史印痕，也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各自的青春和梦想。北平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太太的客厅”，以及在客厅中培植起来的相濡以沫的铁杆朋友，如张奚若、钱端升、老金、陈岱孙、周培源等。而这一切温馨而美好的记忆，是首都南京所不曾有、以后也很难再有的。正如林徽因于战后的昆明致费慰梅信中所言：“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梁思成早在抗战胜利前的3月9日，就致信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系，战后再成立建筑学院。梅贻琦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拟聘梁为建筑学系主任。按梅的设想，战后的清华不只是增设建筑学系，还要增设考古人类学系、语言人类学系等多个系院，并欲将傅斯年从清华挖走的几员大将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再加上清华出身的李方桂等重量级学术大师，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重展当年清华研究院的雄风威势，这一辉煌的构想从1946年3月1日，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自昆明联大写给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说：“兹谨将清华聘书寄上，乞将应聘书掷下为感。兄所任功课总以考古及人类学为限……清华习惯系主任职责最重。语言人类学系主任一职，将俟方桂、元任及兄诸公到后再为商定。”令梅、冯二人大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李方桂、赵元任一直留在美国未能回归，李济留在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只有双目失明的陈寅恪一人辗转回到了他记忆中的清华故园。

    同离乡背井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抗战胜利令林徽因惊喜异常，但由于八年离乱，长期流亡异乡，且又一直遭受病痛与贫困的折磨，此时的林徽因虽正值盛年却是形貌憔悴苍老，宛如风中残烛，最后的光焰即将熄灭。1945年初秋，林氏在李庄致信重庆的费慰梅谈到自己的病情：

    “使我烦心的是比以前有些恶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剧痛，可能已经很严重。”

    就在此种病痛折磨中，林徽因依然没有放弃她在学术上的追求和思考，赶在复员之前坚持写完了酝酿已久的学术论文《现代住宅的参考》，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2期发表。同时作为这一期《汇刊》的主编，林徽因在撰写的“编辑后语”中指出：“战后复员时期，房屋将为民生问题中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极具前瞻性眼光的学术观点，很快得到了应验。

    1945年11月初，在枯水期来临之际，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