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轮来到重庆，住进上清寺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准备检查身体和接受医疗。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五年多来首次出行，自此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江边古镇。

    林徽因来到重庆，受到傅斯年等人的热情关照，在好友费慰梅帮助下，梁思成请来了在重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服务的著名美国胸外科医生里奥·艾娄塞尔（Leo Eloesser）为其做了检查。艾娄塞尔断定：林徽因的两片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在几年内，最多五年，就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就在这个期间，外界传出林徽因病故的消息。沦陷期间蛰居上海的作家李健吾得知这一凶讯，在《文汇报》发表了《咀华记余·无题》一文，表达了对林徽因与另外三位女性作家的思念。文中说：“在现代中国妇女里面，有四个人曾经以她们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他们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为侮辱她们，等于伤害我的敬意。好像四种风，从四个方向吹来，他们从不同的社会角落出来，传统不同，环境个别，因而反应和影响也就不能属于一致，有时候也许完全相反。一位从旧礼教中出来的丁玲，绮丽的命运挽着她的热情永远在向前跑；一位是温文尔雅的凌叔华，像传教士一样宝爱她的女儿。像传教士一样说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官；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在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又说：“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李健吾确切地得知了林徽因尚活在人间的消息，惊喜之余又写了一篇题为的文章，表达他的感佩敬意之情。文中说：“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当李健吾发表此文时，已转入战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夫妇，表示邀请林徽因到美国长住和治病，林却以“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为由婉言拒绝了。

    1946年2月15日，林徽因乘飞机赴昆明休养，与她日夜思念的清华老朋友张奚若、钱端升、老金等人相会于张奚若家中，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正如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所言“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又说：“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尽管此时的林徽因疾病缠身，但在这飘洒着诗意的字里行间，仍透出一股倔犟得近似强悍的激情和精神。像当年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踏上流亡之路一样，林徽因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前景以及整个民族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念，她给费慰梅的信正是这种信念和心理的真实写照。

    林徽因在昆明的朋友处继续休养，梁思成则因料理复员事宜提前回到了李庄，为他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作最后一部分的撰写。这部见证了作者流亡苦难和民族抗战史的著作，终于赶在复员前全部完成。梁思成在“前言”中满含深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