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条成为所谓的‘反动科学纲领’登在《光明日报》上，下面却登了我们5人的名字。叶毓芬要我赶紧声明，当时我已去青岛，后来华罗庚打电话给我要发表声明，我们就联合发表了声明。”

    童第周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经过民盟中央决定，由时任高教部副部长、民盟中央常委曾昭抡与民盟负责人之一黄药眠，分别负责召集两个小组草拟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两份文件。文件就保护科学、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以及与业务部门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令他们万没想到的是，《意见》在1957年6月9日《光明日报》一发表，来势凶猛的“反右”斗争便狂袭而来，这两份文件被视为“章罗联盟”路线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铁证”。参与制定文件的主要人员曾昭抡、黄药眠、费孝通、陶大镛、钱伟长、吴景超等六位教授，立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或撤职查办，或充军发配，或送往边疆农场劳动改造，一时间，社会各界如春天里点燃的野火，掀起了大规模围剿、批判“六反动教授”的烈焰。因童第周、华罗庚此前已嗅出导火索正在暗中燃烧的不祥气味，引起警觉并在高人指点下适时发表了声明，命运开始有好转。

    6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华罗庚、千家驹、童第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认为《意见》中关于重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强调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保护科学家等意见，都不符合事实。7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华罗庚《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的检讨书，对不赞成“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表示：“党能够领导科学，能够领导教育，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因了这一连串不断弯腰点头作揖的检讨，加之周恩来及时出面援手保护和周旋，童第周、华罗庚二人侥幸成为漏网之鱼，暂时没有被缉拿归案，而其他“六教授”则被一网打尽。

    1957年7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饭店举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曾昭抡等六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多名专家学者。会议连开五天，中科院主要领导和大小喽啰们纷纷发言，对曾昭抡等右派分子进行“愤怒声讨”。会议认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组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是“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就在众人于统一步调的大呼小叫中，突然，从羊群里蹦出一匹老马，冲全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嘶鸣——这匹半道杀出的老马便是大名鼎鼎的陶孟和。

    在国民党行将崩溃、全面撤出大陆的前夜，由于陶孟和与国民党不同的另类思想和对共产党的同情，使他坚决地率领本部人马离开中央研究院大本营，转战四方，最后下得水泊梁山大寨，重投新主。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亢奋的心情出席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仪式。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事先不知道陈氏到来，当然也不认识陈某人，乃像往常一样身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待互道姓名以后，方知对方身份。据陈毅说，他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一些文章，受到启发，并留有印象云云。到底读过什么文章，则没有说出。在解放军渡江前夕，陶孟和与几位同道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如国宝不能南迁台湾等文章，已被这位陈司令员所闻并表示赞赏——这或许正是陶孟和所要达到的效果。此次会谈，陶孟和与傅斯年等人大不同的另类思想，以及甘为共产党效力的表态，令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的陈毅司令员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