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使然，也是贤者难为的短处。”

    许氏的评价应是公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有了在她殒命之前偶尔露峥嵘的一幕。一次，曾昭燏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务虚会。会上，众人附和主持者的说法道：“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交头接耳中，曾昭燏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我看你们都是佞臣！”众人大惊，立即哑然无声。待缓过神来，群起反攻，疾言厉色地质问曾：“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似感到自己过于激动，也知道此举戳了马蜂窝，遂转身离开了会场。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除了曾氏骨子里暗含的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服气和阿谀奉迎者的厌恶，也是她长期精神压抑之后真情的流露和爆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曾昭燏开始反思她的人生历程，以及江山易主时自己抉择的得失。因这一时期的日记一直藏于曾氏后人家中未能公布，思想流变与具体的言辞不得而知，但从曾氏自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细节，即她在自杀前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的戏剧评论。在这篇评论中，曾昭燏谓孔尚任所创作的，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个男女主角的褒贬，是合乎历史事实和恰当的。但这出戏经欧阳予倩改为话剧后，人物形象遭到扭曲，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且离谱太远。对此，曾昭燏直言不讳地指出：当看到戏剧结尾处，侯朝宗穿着清朝衣冠出场，那种卑鄙的样子，总令人心中感到不爽，觉得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侯朝宗，甚或是一种人格侮辱。按曾昭燏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背景、身份的把握，侯朝宗在入清以后是被迫应乡试的，侯的应试策已刊布于世，内中很少阿谀逢迎、希图得到新朝恩宠的言辞，只是对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对顺治皇帝入关后贵族官僚弄权枉法，指斥颇为切直。面对侯的试策和其他遗留的材料，曾昭燏认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竟高掇巍科，则很有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方去了。”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尚任在剧的末尾，写皂隶访拿山林隐逸，就暗暗点出当时一些隐居的人的出山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心中，侯朝宗是属于此类的。至于借皂隶之口，说‘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鞭挞的是钱牧斋之流，侯朝宗不在其列。”

    曾昭燏是很少写戏剧评论的，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篇，可见她是有意而为之。在叙述侯朝宗内心痛苦与不得已而“出山”，最后郁愤而死的悲惨结局时，曾昭燏是否想到了自己的命运？映射自己在改朝换代的新时代隐逸山林而不得，被迫“出山”的无奈？而戏评中把侯朝宗的言行举动与甘愿降清的钱牧斋（谦益）之流截然分开，是否是对自己的自我标榜与评价？抑或此时曾昭燏已预料到自己沉入九泉之下，后人会对她真实的内心世界与言行产生误解或予以歪曲，而特意把侯朝宗拉出来，以明自己不可为外人道的心曲？——这是一个隐喻。或许曾昭燏在生命的中途戛然而止的密码，就隐藏于历史空隙这不经意间的偶然流露吧。

    当曾昭燏血溅灵谷寺时，据说“组织”上已批准了她的入党申请，只是未来得及通知她本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姚迁把曾氏的死讯向江苏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因当时中国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者太多。每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