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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灵谷塔下付劫灰
自杀”,便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一种“罪恶”,而曾昭燏又恰恰是在安葬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与蒋介石题字的灵谷塔绝命,无疑有蒋介石经常提及的“一死报党国”的况味,自是一种超级罪过。因了这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理由,江苏省党、政高层决定对曾昭燏之死秘而不宣,不准家属到现场和火葬场看尸体,并给南京博物院下达了三条指示:一、不发讣告;二、不开追悼会;三、以家属的名义料理丧事。在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坐镇指挥、调度下,南京博物院采取从速、从俭和“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坟墓”的方式,将曾氏的遗体秘密收殓于一个木质薄棺中,于一个夜色朦胧、星光惨淡的黎明悄然无声地运出城外,于牛首山脚下一个人迹罕至的角落匆匆挖坑掩埋——中国考古文物界一代女杰就此长眠于荒草野坟之中。

    曾昭燏之死,如一盏残灯熄灭,如此迅捷又悄无声息,令他的同事、亲朋故旧惊愕不已,一种人生无常的感慨油然而生。事隔近两个月的1965年2月14日(旧历正月十三日),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从曾氏后人信中得知这一噩耗,于惊愕中悲不自胜,当场流下了热泪,遂强撑年迈体衰的残躯,作诗一首,以示敬挽。在这首《乙巳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寺追挽一律》中,已是76岁高龄、双目全瞽的陈寅恪,深情地追忆了两家三世之交的情谊,对曾昭燏的独身生活、高才短命发出了忧愤哀苦的悲鸣: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

    因曾昭燏的自杀在当局看来是属于政治抗议和对党不满的表现,当局对此草草埋葬不作声张,曾氏的亲朋故旧自是不敢触怒天颜,自入牢笼,只能仿效曾国藩当年奉行“打掉牙,和血吞”的处事哲学,默默哀悼。此时陈寅恪已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革命队伍的监控,时刻有被打翻在地的危险,因而诗成之后不敢公开,特别在附言中交代:“请转交向觉明先生一览,聊表哀思,但不可传播也。”从后来辗转流传的诗稿看,此诗不止一个版本,或许是陈寅恪怕被当局抄没销毁而特别匿留。另一稿后四句为:

    多才短命人咸惜,一念轻生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对曾昭燏的死,陈寅恪不能在诗中明言自杀,只能隐晦地以“逝世于灵谷寺”表白,并特别注明“不可传播”,可见当时政治高压和陈氏小心慎谨。附言中转交的向觉明,即向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陈、曾二人皆与向达友善。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向达以敦煌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出任考古组组长,与副组长夏鼐及弟子阎文儒,前往敦煌及周边长城、烽燧考察。其间,向达与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的曾昭燏通信达29封,信中详细介绍了沿途见闻和考察经过,以及经斯坦因等帝国主义分子劫掠和破坏后敦煌的惨状。这部分书信在曾昭燏去世十五年后被发现,并由南京师范大学于1980年刊布。通观向、曾通信内容,可见二人交情笃厚纯美,言辞礼数堪称由士大夫脱颖转变为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新兴阶层交往的典范。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肝胆相照、心底皎洁的深情大爱,陈寅恪才敢冒政治风险由岭南寄喻远在北京的向达,以示共同缅怀悼念。

    陈诗中的前两句,指陈家与曾氏家族自曾国藩与陈宝箴一辈起,已有三世之交。“长安”意指国民党首都南京。“初见长安”,当指陈寅恪与曾昭燏相识于南京。“岁月赊”,意指二人相识已经很久。三、四句,当是以东晋女诗人、著名才女谢道韫比拟曾氏,并以谢道韫与徐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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