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初稿。当他刚要歇一口气时，“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的红卫兵拉出来批斗，然后是抄家与打砸。继之穆旦被关于“牛棚”，接受造反派监督劳动改造。当时穆旦一家居住的是东村七十号共三间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甚至连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全部洗劫一空。这一令人悲愤心悸的场景给穆旦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几个兄妹回忆说“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代‘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倒卧在床上的穆旦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听着外边不断传来的喧嚣和“打倒”之声，他的脑海中突然涌入那首多年前写就的《赞美》诗的最后一个迭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想到此处，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们看了，不知何故，以为是父亲在发神经。

    折腾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系一个职工何某倚仗红卫兵的势力强行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家中残剩的衣物等被蛮横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无路的周与良经过与校方“工宣队”反复交涉，才被允许搬入南开大学13宿舍3楼337室一个朝西向、只有17平方米的房间，全家六口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与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时，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资本家出身，随着“文革”风浪兴起早已崩溃。作为天津市第一位党外副市长的周叔弢被革职查办，而后是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居宅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强占。其他的几个儿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务的教授，全被关入了“牛棚”，成为革命者专政的对象。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与良被南开大学定为有嫌疑的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关押于校内生物系教学楼二楼朝北一个房间内“隔离审查”，逼迫写“交代材料”。因穆旦已进入校内集中关押的“牛棚”，周与良的四个孩子（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除了相依为命，还要每天为母亲做饭、送饭。当然，几个孩子不能与母亲见面，送来的饭由看守的“工宣队”人员检查，确认没有夹带情报后才转给隔离的周与良。有一天，穆旦的大儿子查英传给妈妈送来了一盒稀饭，饭下有一块酱豆腐，“工宣队”看守查出后立即扣留，并在生物系师生大会上宣布，这块豆腐就是周与良与外界串通消息和特务之间惯用的暗号，是穆旦授意周与良“一犟（酱）到底，抗拒不要交代”。因了这块酱豆腐，周与良与穆旦又惨遭更深重的迫害和折磨，连续几个昼夜的审问，直至二人在各自的隔离场所被整得倒地不起、嘴不能言才罢休。

    半年之后，周与良被解除隔离放回家中。未久，穆旦也被从“牛棚”放出，夫妇二人与南开大学一批“牛鬼蛇神”被下放到河北省保定地区完县劳动改造。周与良下放到完县的王各庄，穆旦被“隔离”在相距几十里的另一个公社农村，彼此不通消息。当1969年的春节即将到来时，穆旦的心情变得焦虑不安，除了不通音信的周与良，还有留在天津的四个孩子也不知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