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穆旦借不能出工的机会，悄悄溜出居处，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两个多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分别达半年之久的爱妻。周与良看到丈夫又瘦又弱，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满头汗水与雪水混和在一起顺着额头向下流淌，头顶上升腾着白色的烟雾，话未开口，眼泪刷地涌出眼眶。当穆旦得知妻子同样好久没收到孩子们的信息时，一阵悲伤掠过心头，很快又强忍泪水以平静的口气安慰周与良说：“孩子们都很好。”又说：“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继之以负疚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周与良看丈夫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几度哽咽，遂反过来安慰道：“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穆旦见妻子心情渐趋平静，便要告辞。身子转过去又猛地转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一分钱一粒的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周与良一见，热泪再次夺眶而出，坚决不肯接受。穆旦将妻子的手抓得更紧，非要留下，并说“你晕了，吃块糖也好些。”周与良摇摇头，说：“身体还可以，也不想吃零食。”穆旦还是坚持让妻子把糖果留了下来，最后说了声“要多注意身体”，转身消失在茫茫风雪之中。周与良一直跟在身后送到村口，望着穆旦远去的身影，周与良感慨万端，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穆旦的突然来访，很快被负责监督的领队得知，头头们把周与良找到队部，让其“老实交代”传递了什么“情报”，同时派人进入周与良的居处搜查，幸而那一小包花生米与几块糖果没有被发现，最后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而一路小跑往回赶的穆旦，刚到村口就被监督者派出的“积极分子”擒获，继之是审查与逼迫交代“串通情报”的经过，召开批斗会批斗。这个结果，早在穆旦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既然十五年的苦难与厄运都熬过来了，泪已流干，心已变硬，精神越发强健，这点风浪算得了什么？况且，自己能与日夜挂念的妻子见上一面，即使为此被处之一死，亦无遗憾。正是怀揣这样一种悲壮决绝的心境，穆旦才义无反顾地出走，并敢于吞下由此带来的这枚苦果。

    1971年，周与良返回天津，穆旦则由完县农村遣送到南开大学“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改造。这所干校设在津郊大苏庄，原为犯人的劳改场所。此为校方就穆旦的“罪过”与“态度”特别赏赐的果子。

    1972年，随着政治气候好转，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职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任打扫厕所的任务。自1973年起，穆旦又恢复了夜间翻译的习惯，开始在夜深人静之时，默默伏案修订已搁置了七年的《唐·璜》译稿。随后开始翻译雪莱、济慈、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作品。1975年，在“文革”结束前夕，随着政治风暴的式微，停止写作多年的穆旦，心中郁积已久的诗情于乱世风云中再次得到了喷射，他一口气创作了《智慧之歌》、《停电之后》、等近30首作品，其中《神的变形》以“诗剧”的形式，通过“神、魔、权、人”四个人物的戏剧性冲突，展示了一个寓言式的人类悲喜剧，充满苦涩的智慧，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这个诗剧是他在生命晚年对人生命运的回顾和总结。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惜最后的辉煌过于短暂。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1976年年初的一天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到南开大学校外德才里居民区，找人打听“知青”招工的信息，以便为孩子寻找出路，好“挣碗饭吃”。回来时没有路灯，不幸于昏暗中闯入一个深坑，穆旦从车上摔下，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在排队等候到医院治疗期间，于病痛中继续普希金诗歌的改译。当伤痛难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