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2年年初，“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即成为箭靶，他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其所谓“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闻听大怒，表示不能接受这一指责，但随之而来的是北大副校长汤用彤站出来，以同样的观点批评饶的思想有问题，饶如同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感天旋地转，不知如何是好。随着运动不断深入，饶毓泰在北大的本兼各职全被抹掉。饶氏悲愤交加，旧病复发，晕倒于家中，随后又一度精神失常，不辨牛马。当他的好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去看望他时，只见饶“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几年过去，饶氏病情稍有好转，政治空气也稍缓和，复登台教授光之电磁理论、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光之干涉理论、光磁双共振等课业。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临死前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代数排列法”虽算不上科学，但大体说来还是不差的。1891年生于江西临川的饶毓泰，本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辈人物，但因十七八岁的胡适为了生计兼任英语教师，饶便成了胡的学生。因此，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以学问论，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是个肯负责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预备功课，所以这一年之中还不曾有受窘的时候，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都做过我的英文学生。后来我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张奚若。可惜他们后来都不是专习英国文学；不然，我可真‘抖’了。”

    当此之时，站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讲台上的胡适，像仍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儿子胡思杜已悬梁自尽一样，他并不知道自从“三反运动”以后，饶毓泰就被革职查办，精神受到重创且即将步入鬼门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已是75岁高龄的饶毓泰仍然未被放过，他作为与向达等著名教授同一等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上“斗鬼台”，遭到凌辱与迫害，其被迫弯腰曲膝之状，令见之者不忍目睹。

    1968年10月14日，已重病在身的饶毓泰被迫向“革命的当权派”作口头交代，素来沉默寡言的他眼含泪水说出了下面一段话：“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饶以哀惋的语调说道：“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

    两天后的16日（星期三），北大传出了饶毓泰在校内燕南园41号家中死亡的消息。到底因何死亡，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北大当权者诲莫如深，直到80年代初才渐被外界所知。远在大洋彼岸、一直关注着饶氏命运的吴大猷于《怀念饶毓泰师》中作了一点披露：“1968年大陆‘文革’之乱，有如蝗虫，即一生严正从无政治活动如饶氏者，亦横遭侮辱，于10月16日自缢于北大教授住宅。”

    对于饶氏之死，物理学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