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载，1944年12月12日下午，吴步行至华西坝，“访寅恪于广益学舍宅。始知寅恪左目今晨又不明……而夫人与幼女亦皆病”。越二日，陈寅恪入医院治疗，因瞳孔之内膜已破出液，后虽经手术治疗，但均告失败，转英国治疗亦无济于事，最终导致双眼失明。

    吴宓受聘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后，开设“世界文学史”、“文学与人生”等课程，以及《（红楼梦）评论》等系列讲座。吴氏的到来，为燕大增添了光彩，与陈寅恪、萧公权、李方桂三位教授并誉为“四大名旦”。除燕大课程，吴宓另兼四川大学国文系教授，其间曾赴乐山武汉大学讲学，作演讲。也正是乐山之行，使他在抗战胜利后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一段情缘。

    抗战胜利之前，陈寅恪应牛津大学邀请准备前往讲学并治疗眼疾。1945年9月14日，陈氏在燕大教师刘适的陪护下，由成都飞昆明，而后由西南联大教授邵循正陪同转印度飞伦敦。此时吴宓假期已满，梅贻琦力促其回昆明，吴为之心动，拟伴陈寅恪飞昆，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不慎于8月9日滑跌伤其右胯骨，并左乳突患胸疽，疮口大如酒杯，浓管集注，状如莲蓬，甚是骇人。手术后在妹夫罗清生教授家调养，既无法伴陈寅恪同行，又不得不致信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连同那个他极不喜欢的陈福田等校、院、系诸领导请假留蓉。按吴宓在信中陈述：“病愈后，即在燕京大学授课，明春或仍赴武汉大学讲课，则行李就近全可带去，嘉州山水，亦得登涉，明春随武大东下长江，兼览巫峡之胜，抵武汉后，火车直抵故都，既便且速，届时回到清华园中，追随左右，服务本校，当不至迟期误事也。宓一再反复，殊深愧疚歉，然疾病侵袭，实非得已，至祈鉴察。”如同对毛彦文的爱情一样，尽管吴宓“一再反复，深愧疚歉”，一旦时移事异，照旧是反复无常，至于愧疚不愧疚，就顾不得了。

    1946年秋，清华在北平复校，吴宓没有随校北返，而是接受青年时代的“学衡”老友、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之邀，于8月20日离成都到重庆，30日由渝乘飞机抵达武昌，出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职。

    此前的8月10日，吴宓致函梅贻琦，提出辞去清华教职。20日，梅贻琦复吴，表示挽留。9月2日，也就是吴宓到达武汉大学的第三天，致函梅贻琦，诉说衷肠：“……按宓以北京为今生之故乡，而清华母校学于斯，长于斯，20余载，尤为感情梦魂之所系恋，无日不思北归，他年且当毕命于此校园，方合素心。况宓近年心境日益超脱平静，但思尽力教课，余时休养自适，完成其著作。……”10月1日，吴再致梅贻琦以诉心曲，仍得梅贻琦劝勉。11月4日，吴宓致梅贻琦，决定回清华任教。11月8日，梅贻琦致吴宓函，并附聘书，信曰：“雨僧大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汴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请准于下学期（36年3月中）返校，毋任盼幸。匆复。敬颂教绥。……尊嘱关于尊夫人由沪返平事，已函知留沪照料员丁兆兴君洽办，并已告学淑禀达矣。”

    至此，事情似乎已圆满解决，但出乎梅贻琦意料的是，吴宓再一次作了反复，停在武汉大学迟迟未得行动。内中缘由据说是吴当初答应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便觉心中有愧，对不住朋友。另在抗战胜利不久，报载胡适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个消息对尚来与胡氏不睦的吴宓犹如当头一棒。对此，吴于1945年9月25日在日记中写道：“又述教育部拟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傅斯年代。上月已公布）。统辖北京诸大学，则他日清华更非宓所可安矣。”从这段记述中，得见吴宓对胡适派的厌恶与畏惧心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事实，在给吴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