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24日南京解放。29日，吴宓于慌乱中作别风景秀丽的珞珈山，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中央直辖市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区）驻地。1950年4月，吴宓任重庆沙坪坝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北碚相辉学院、勉仁学院教授。同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方敬、赖以庄、郭豫才等七人为院务委员会委员。历史进展至此，吴宓后半生的生死荣辱，就紧紧地和这个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捆绑在了一起。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吴宓踊跃参加，并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文化观，并放言：“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于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同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在院系调整中扩大建制，并从沙坪坝迁往重庆北郊缙云山麓的北碚。吴宓自此定居北碚，后半生的一切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将在这里展开。

    此时的吴宓尚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沾沾自喜的感觉，认为：“四川（西南）学生一样聪敏好学，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学通博详实而又授课讲解认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资格者在重庆（在西南地区）实只有宓一人，是故为国家计，真应遣派宓驻此地区。”怀揣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承的吴宓，在新的时代大潮中，精神亢奋地在各种会议场所大呼小叫高嚷“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之时，又交了桃花运，重庆大学法律系一名叫邹兰芳的学生暗恋上了他，尽管吴宓已是60岁的老人，面对这个20多岁纯情少女的示爱有点不好意思，但小邹很严肃认真地告诉说，当今时代天底下最帅的帅哥，就是一代情痴吴雨僧，表示从此之后，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非吴不嫁。吴氏听罢，自是感动不已。1953年，吴宓与邹兰芳钻入花烛绽开的洞房，结成了百年之好。可惜百年尚未到来，仅过了两个春秋，小邹就不幸病逝，未留子嗣，吴宓后半生短暂的婚姻生活就此结束。对渐入老境的吴宓而言，这场恋爱与婚姻，似是昙花一现，又像大梦一场，其间的痛苦多于幸福。小邹死后，吴宓复入孤苦零丁的老年单身汉行列，直到死去，未结姻缘。

    1955年，西南师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但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一千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中，其中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甚至吴宓留学美国时购买的外文书籍。也就在这一年，吴宓没有登台讲课，仅参加各种学习，其内容包括批胡适、学辩证唯物主义、自我检查与批判、工会组织生活、学习宪法等，搞得苦不堪言。对此，吴在日记中载道：“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