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