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