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作为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蒋梦麟在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作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需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仁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作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