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仁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仁吵起来了。”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作出令大多数同仁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的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作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作出了很坏的“贡献”。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