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实验物品的紧缺，不忍追忆。据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说：“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吴大观同学后来所悟出的“生活真谛”，当然不只限于“中国人”，它对一切国家的人类皆适应。只是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学子，当更应恪守并从内心深处领会这一真谛的意义，也只有如此，才能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心中那颗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也就在初次访问中，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

    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地，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