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夷，属于藏缅语系倮锣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冷漠，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鱼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