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昆明的艰难生活与困苦处境，最终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大的嬗变。北京大学校长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热闹风光，但说到底还属儒生、寒士一个。按照古代对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阶层。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连一个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后来的“文革”期间，“臭老九”们多数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进大狱，享受起老虎凳与辣椒汤的待遇了），与乞丐成了门对门、眼对眼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几近一个丐帮帮主，并无真正的地位和风光可言，其落魄之状在战时的昆明尤为明显。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蒋梦麟利用钻防空洞的时间，以英文撰写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西潮》一书。在写作间隙，他曾写信给正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希望对方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在谈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作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但内在的动机还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方便。此时蒋的5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开销颇大，一切全靠自己与妻子微薄的收入艰难支撑，因而在请胡适校正的同时，也希望对方设法帮忙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尽快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蒋认为在当时的贫困处境下，“如能摸几文钱，使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竟困窘至此，确也是令人扼腕太息。

    与西南联大教授包括蒋梦麟、梅贻琦等校长级的人物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存在着“朱门酒肉臭”的现象。身为名牌大学校长，有时总不免要参加一些官场、豪门的聚会，这些聚会的场面以及宴会的奢侈程度，蒋梦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但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寻出一些线索。如1941年10月13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ateExpress。饮食之余，不禁内愧。

    曾养甫乃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并对主持修建大桥的茅以升助力甚多。时任交通部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日记中提到的蒋夫妇，即蒋梦麟与陶曾榖。面对如此丰盛的酒肴，梅贻琦在深感“内愧”的同时，不知蒋氏夫妇作何感想，想来应该感觉很爽的吧，至少陶曾榖的心中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943年1月27日，梅贻琦日记载：

    晚赴李希尧夫妇饭约，主客为美国各部高级武官，男女客共四五十人，酒肴均甚丰盛，或太费矣。

    1945年10月31日，梅贻琦又记：

    下午在常委会之前约孟真来谈关于两校复员问题。七点前会散，赴段克昌（晓峰）饭约，因其请帖未书“夫人”，故余自往。他客为卫夫妇、梁华盛夫妇、关太太、邱太太。菜甚好，金钱鱼、北风菌、鹿筋、熊掌等罗列满前，惜太多，不能尽赏耳。

    段克昌时为陆军军需监（后为总监），其职属典型的肥差，从菜肴中罕见的鹿筋、熊掌即可见差使之肥。这个宴会也正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且奢侈得让客人眼花缭乱，以至到了“不能尽赏”的程度。这一情形正应了联大教授王力所言：“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甚也。

    然而，这些宴会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