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残暴行动，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普遍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对准政府，似乎永远处在亢奋中的学生们还经常把矛头对准号称由“猪崽”议员们组成的“腐败之家”——国会。蒋梦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几千名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但“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下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北大当局与那运炸弹的学生算是躲过了一劫。

    面对形形色色的学潮和暴力与反暴力行动，十几年后，在昆明防空洞中就着惨淡昏黄的菜子油灯回忆这段往事的蒋梦麟，颇有洞见地总结道：“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当时多半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是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蒋氏之言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真正道出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原因。随着学潮一浪接一浪涌动不息，原本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和鼓动的教员，也因欠薪、改革和官僚们腐败等问题，与时俱进地纷纷走上前台，向学校当局或政府公开叫起板儿来。如1921年6月，北京大学与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几百名教员“为饭碗的问题”（陈独秀语）掀起风潮，直至发生到总统府请愿讨要欠薪造成流血事件发生。教员们在学生们大队人马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教育部，强迫部内大员与闻讯赶来居中调停的八校校长到总统府请愿。结果是，当不情愿的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与八校校长被教员与学生裹挟着来到总统府门前时，沉寂的大门轰然洞开，大批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年龄略长的教员和女学生纷纷跌入浊水游荡的沟中，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污，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纷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脸上踩过，差点被踩成人肉饼子。领头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夷初）额头被打肿一块，鼻孔流血，嗷嗷大叫。对于此次流血事件，向来不赞成闹风潮的胡适在事后的日记中，有些自责地记述道：“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

    蒋梦麟则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了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对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是58岁，蹲在昆明地下防空洞走笔龙蛇的蒋梦麟慨叹曰：“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噩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