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蒋梦麟此说并不虚妄，当是苦思焦虑的结果。此时的西南联大已今非昔比，党派渗透，各种政治势力介入，使原本较为平静的校园变得风生水起，波诡云谲，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发生夺梦惊魂的血腥事件。而这个时候，蒋氏对西南联大那些所谓的左派文人如闻一多、吴晗等辈的嚣张气焰，颇看不顺眼，深感西南联大在闻、吴等“另类”人物的暗中操纵下，已卷于党派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而不能自拔，血腥之气已在整个联大校舍弥漫飘荡。面对这一险象环生、处境难料的艰危情势，蒋梦麟感到自己桑榆已晚，寒秋将至，再也无力与之抗衡和周旋了，对联大局面逐渐失去信心，最终产生了对傅斯年所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的颓废之想，以及“北大没有希望”等消极心理。在这一悲观、颓唐的心理作用下，蒋氏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并考虑脱身之计。因了这诸多方面的缘由，便有了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言，蒋与北大教授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算融洽”了。

    除了以上的缘由和心理动机，还有一点令蒋梦麟感到心理恐惧的是，时逢乱世，若遇到一个善良宽厚的名主，知识分子们尚可苟延残喘，甚或人五人六地生存下去。而一旦遇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帝，或比秦始皇帝还要恶劣霸道的新主子，那就不是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可以了结的了。稍有不慎，即身陷囹圄，甚至遭遇灭门之灾。在这历史动荡的转折点上，宁肯做一个政府无聊的幕僚或帮闲，也比做一个朝不保夕、奔波忙碌的“丐帮”帮主要平稳安全得多。此次入主宋子文幕府，说不定通过宋氏家族的斡旋，还可以顺梯登天摘月，捞取更大的高官厚禄，以便获得在童年时代心向往之的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正是怀揣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蒋梦麟才不顾北大同仁和士林好友们的竭力劝阻，甘愿在宋氏小朝廷效犬马之劳而置联大于不顾。至于西南联大解体之后北大何去何从，是有希望还是“无希望”，是死是活，已决心入主宋氏堂庙的蒋梦麟就顾不得许多了。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怼、斥责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职。经蒋介石授意，政府欲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蒋介石之所以让傅斯年出面收拾联大残局，主持北大复员工作，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傅斯年本身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热心公事、疾恶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说，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后成为“亦官亦学”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与对政府的忠诚拥护等条件，令蒋介石作出了如此决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就奉命与原北大教授，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号称国民党权威理论家的陶希圣，交谈过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唐纵当天做了这样一段记录：“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陶氏这一见解在被唐纵接受的同时，对蒋介石自然要产生影响。事隔几个月，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因历史的风云交会被委以重任，但他的头脑尚属冷静，深知北京大学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时还有一个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学界领袖胡适远在美国，而胡适才是收拾西南联大残局、复兴北大的“最恰当之人物”——尽管傅斯年并不知道陶希圣对唐纵所说的话，更不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则是众人皆知的。就像当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的存在一样，傅氏同样没敢忽视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