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作着叫做《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