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一副活脱脱的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地“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糟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

    在一连串的困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