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