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　 　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重镇昆明的龙云这个心腹之患，他不露声色地下令把龙云的滇系主力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地方势力的二号人物、滇军将领卢汉（字永衡）率领开往越南受降。同时以军力不足为由，把驻防昆明的十九师龙绳武（南按：龙云的大儿子）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调去越南随卢汉受降。此次与卢汉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广东的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兵力为五个军、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