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临时“封疆大吏”宝座的李宗黄，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旧势力及其纵容民盟等亲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这就导致李氏在学潮事件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烈的心态，即“奸党”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学生闹事，我李宗黄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血案发生之后，李氏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自己这位临时省主席来的，是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军政大权，是一种故意捣乱滋事的流氓行径。因此，上台伊始，为了表现忠党忠蒋之心，把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李宗黄一开始就决定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并联合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国民党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伎俩，使大多数师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进行演讲之时，李宗黄即下令手下党徒特工人员按预定计划轮番上阵进行反制，并说服邱清泉出动第五军官兵，以枪炮齐鸣的激烈措施扰乱示威，达到恐吓学生，使对方不敢外出游行的目的。

    后来有研究者分析，当晚李宗黄与关麟征等人的确最怕学生们冲出校园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诉过李，这种校园集会属于正常的活动，一般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可能发生深更半夜高举灯笼火把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经高度敏感与警觉的李、关等人则坚决地认为，此说只是不谙世事与政治斗争之常规的书呆子或愚夫之见，不足为凭，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谍报人员截获的关于延安与昆明遥相呼应的秘密情报。

    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并有些神经质的固执己见，与以武力为后盾、天马行空的所谓“反制措施”，激起了各校学生强烈反弹。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经历羞辱和极度义愤中，于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风潮。

    就在罢课风潮形成狂涛巨浪，大有决堤之势的关键点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闻风而动，先后发表了昆明“罢联”草就的《告全国同胞书》等言辞激烈的檄文。《新华日报》更是慷慨陈词，发表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当局的做法实在过于霸道与蛮横云云。此后，罢课风潮瞬间呈滔天之势决堤而出，开始向昆明之外的广大地区奔腾蔓延开来。

    学潮骤然升起，如平地突起惊雷，令云南当局措手不及。此时的李宗黄等人不仅不为自己不当的处置检讨并采取补救措施。相反，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乃切实的“反奸党”斗争，是忠于党国和领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是领袖意志与思想决策的忠诚执行者。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当得知昆明部分学生受中共地下党的暗中操纵，公开跳将出来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介石就向教育部发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这里所说的“断然严厉之处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闹革命的阿Q一样，“咔嚓”一声砍头的意思。在蒋介石看来，非动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挠“祸国”之行为，平息各地汹涌而起的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