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云南军政大员表演性地“公审”投弹罪犯时，4日上午9时，代梅贻琦主持校务的叶企孙在清华办事处召集联大教授会，就学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主席由叶企孙担任，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教授们围绕学潮是息事宁人地尽快结束，还是添油加醋地继续扩大等问题激烈辩论。以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为代表的一派教授力主扩大学潮，与当局争胜，闹他个人仰马翻，天地变色。而以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为代表的另一派教授，表示强烈反对，力主尽快结束学潮，恢复校园秩序。两派的主张分别都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支撑，因而整个教授会议实际演变成了国共两党安插在联大的代表在较劲、谈判。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出现了“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的局面。

    关于三青团与中共力量对西南联大的渗透并形成气候的具体时间，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源于1938年。这年的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9月底，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部筹备处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未久，姚从吾任直属区党部书记长，教育系主任陈雪屏任青年团分团部主任。为了加强队伍建设和发挥作用。姚、陈二人领导的党、团部门，分别在联大师范学院设有专门办公室，三青团还在新校舍布置一间“中正室”，陈列《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杂志，每天午后开放，同时出版《青年》壁报，发表与学生社团群社主办的《群声》《腊月》等壁报，以及其他壁报针锋相对的言论。也就在这年的10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临时支部成立。1939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活动。

    随着两派性质不同，主义不同的党团队伍在联大崛起，往日纯粹的学术氛围被打破，越来越浓厚的政治空气笼罩了整个校园。两股势力明争暗斗，长此消彼，直至闹到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而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叫板争雄，不但为西南联大的学潮再度兴起与寂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埋下了伏笔。

    据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说，当昆明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25日晚举办演讲会时，曾事先邀请过闻一多、吴晗等当时被看做激进派或称为“左派”的教授出席。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闻讯，派人指示闻、吴二人：“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做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对斗争有利”云云。闻、吴听从了这个指示，当晚没有参加演讲（南按：唐纵日记列举名单中有闻一多）。但当云南大学迫于压力不借给会堂，演讲会即将无果而终时，闻一多力主改在联大操场进行，并最终促成了此事。

    时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一派教授联系的神秘人物，是一位叫洪德铭的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学生。此人乃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并出任过新四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蒋介石下令摧毁新四军大本营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洪氏因重伤被俘，后成功脱险。1944年，洪考入西南联大，创建民主青年同盟，为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共南方局昆明方面的负责人华岗和地下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后来中共在联大成立了党总支和下属两个支部，由袁永熙出任总支书记（南按：1947年，袁与陈布雷之女陈琏结婚），洪德铭、马识途分别出任支部书记，暗中发展学生，反对国民党在校内的统治。闻一多、吴晗等一派教授在政治方面主动向中共靠拢，并无条件地听从袁、洪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直接指挥调遣。据洪德铭回忆：“惨案当天晚上深夜，我把工作安排好后，到吴晗、闻一多处碰头，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