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流满面地哽咽起来。接着在一起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吴先生说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文化教育界的发动，由他二人负责，每天他二人向我介绍情况。民青、罢联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委托他二人办理（南按：按中共指示，洪还负责分管罢联工作）。我按照党的指示，把我们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他二人作了汇报，他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先生还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与闻一多等人针锋相对的派系，是以联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骨干分子。尽管姚氏面貌长相似一河南农民老粗，却如傅斯年所说“外似忠厚，实多忌猜”，同时更有陈寅恪指斥“愚而诈”的特性。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土里巴地的人物，可能受幼年所在地理环境影响熏陶，像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对政治和政客生活备感兴趣，并竭尽投机钻营之能事。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的“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等，指的就是此人。尽管傅对姚的所作所为很不感冒，但姚还是得意洋洋地干了下去，将青年团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国民党省党部及上层的重视。初涉政治的姚从吾见办团已有所斩获，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负责组建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在政治上大有冲出联大扶摇直上之势。

    当11月27日学潮爆发后，姚就开始以西南联大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总负责人的名义，致快件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所采取的对策。内中说，“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按姚当时的观察分析，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颇有点远见地认为：“应与辞修（南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南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副，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又说：“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南按：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南按：共产党英文缩写）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

    令姚从吾大失所望的是，地方军政大员并没有按他这位自号南阳诸葛孔明的“深谋远虑”行事，他提出的警告可能还没有到达朱家骅手中，惨案不期而至，这一切不能不使姚等联大党团人员备感沮丧与不满。尽管如此，姚从吾还是从维护当局利益出发，竭力阻止学潮蔓延扩大。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姚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态度的脉络。

    与姚氏的举措相反的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闻一多等人却要使罢课斗争扩大和持续下去。于是，在12月2日由叶企孙主持的教授会上，闻一多不但赞成学生罢课，还力主全体教授罢教，以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一提议受到了姚从吾等人的强烈抵制，最后以“罢教问题延缓讨论”进行了否决。此举令闻一多大为不快，双方都窝着一股心火，并在背后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在4日召开的教授会上，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旧事重提，力主全体联大教授以罢课声援学潮，给当局施加压力。此举同样遭到了以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籍部分教授的强力阻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由于教授们所处环境关系，绝大多数人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处置措施，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他们认为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不能按闻一多等人的意见宣布罢教，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