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于兴奋之中，不无得意地用沙哑的声音对身旁的人说道：“军警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其实他哪里知道，大权在握，重兵云集的地方当局，怎有突然吃素、泄气的道理？倘无隐情，何以至此？闻一多此言，实在是不谙官场之道的书生意气。就在闻、吴等人支持、鼓励昆明学生纷纷拥向街头之时，远在重庆的梅贻琦先后会晤了傅斯年与朱家骅。当时正患胃病躺在自家寓所床上的朱家骅，尽管不知闻一多等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游行队伍中狂呼尖叫，风头正健，但当谈到联大近日形势时，朱家骅甚表忧虑，认为“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并特地专门向梅贻琦提出警示。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部当置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因为）此责他人亦难负也。”乃“急至朱寓稍留”，而后即返中研究院招待所收拾行李，次日一早乘机返回昆明。

    梅贻琦风风火火地赶回昆明联大，得知学生会已决定将罢课时间推迟两天，尽管梅对找上门来的学生会代表“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等，但僵持到3月4日，罢课风潮还是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联大及昆市其他校学生罢课一日，以表示对于李案处置之不满，此举诚非全无理由，然亦只能听之，更望勿生其他事端耳。”毕竟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此事处置上太不明智且有些过分，作为联大最后一根支柱的梅贻琦自然不能跟着他们糊涂下去，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情况下，对罢课风潮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3月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昆明方面的动态：

    （一）昆明共产党控制之学联，支日联合各大中学生共千余人，开会罢课反对李宗黄就任新职，并企图要求省政府方面，拨款七千五百万元作为‘一二·一’事件死者赡养抚恤费。各校大部分学生均照常上课，罢课学生微日有复课模样。（二）共党近由延安、贵阳派来李晓（东北人）、陈定侯（江苏）、张学易（东北）三人，均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来昆以图加强滇省共产党组织，已饬详查其行动。（三）共党分子预定于灰日公祭死者并向省政府请愿。（四）本党学生蔡麟笔等仍积极策动筹办爱国运动，不断宣传，收效甚大，并拟于佳日在昆明分四区扩大宣传，谨闻（南按：电文中的支、微、灰等，属专用语，似指昨、今、明等解释）。

    因惨案中死去的4名学生棺木仍停在联大图书馆尚未出殡，李宗黄出任新职事件自然令学联的组织者与出殡等事联系在一起。成为与地方当局谈判的重要筹码。事实上，就在学生罢课的同时，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指示，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吴显钺、萧荻等，分别代表昆明学联和遇难学生治丧委员会，已开始与云南当局交涉死者出殡事宜，并表示在出殡日要举行大规模出殡游行，以宣泄胸中愤慨。为遏制这一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势头，云南当局除答应可为死者抚养费垫款五千万元，以争取早日结束此局外，专门找来当地所谓的士绅名流、社会贤达，与吴、萧等人进行谈判。听命于云南当局的士绅、贤达们，以四项不宜条件加以阻止，即：

    （一）凶死者照地方旧日习惯不应出殡。

    （二）宣传意义多于哀凄，不似出殡方式。

    （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