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此时回家休息，岂不太好！一切至今困顿，皆因两念所误，赴延安（有此协商会议）；为北大，公私交弊，言之可叹，寂寞由你想，你如去修道院，念念默然。我一辈子忙人的事，忙到如此地步也。

    政治协商会议，国外的压力甚大，或者可有若干结果，否则必然一事无成，我在其中，其苦万状，参政会同仁颇有骂参加此会者，我这几年无一时……此时的傅斯年也只是空发议论而已，满腔愤慨很快成为泡沫随风飘散，“该杀”的李宗黄不但没有人头落地，反而毫发未损且得以另谋高就。

    1946年2月13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另有任务，应免本兼各职，任命该省政府委员张邦翰兼民政厅长。”14日，再发消息，称：“党政考核委员秘书长沈鸿烈，前奉派赴北方视察，兹闻中央对沈氏将令畀任务，该会秘书长一职，已改派李宗黄接充，业于十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报道既出，傅斯年或许已经明白，或许仍蒙在鼓里，蒋介石处于社会各界压力，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氏在云南的本兼各职，表面上给以处罚，但实际上并不想太过于打击像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在前期许诺的云南省主席已无法办到，李氏本人也不可能再有所指望的情况下，蒋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算是为李氏挽回了一点面子。

    原本“该杀”的李宗黄摇身一变，突然成了面貌一新的党国大员，这一戏法的演变，势必导致昆明学界新一轮反弹。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南按：实乃李）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惩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的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2月15日，梅贻琦乘机飞渝办理清华复员事务，西南联大一时群龙无首。趁这一空隙，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秘密联合由中共地下组织操控的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连同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纠集15000余人于2月17日在联大新校舍广场召开讨伐大会。会议由闻一多任主席，褚辅成、钱端升、费孝通、吴晗等人出席大会并慷慨发言，强烈要求政府立刻严惩昆明“一二·一”惨案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军政大员。为了加重会议的分量和法码，会议组织者专门把炸断一条腿的缪祥烈用棍子抬上主席台，以现身说法激起众人的反政府斗志。经过闻、吴等几位另类派教授一招一式鼓动煽情与缪祥烈声泪俱下的现场控诉，入会者情绪很快被激发调动起来，演讲尚未结束，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蹦到主席台振臂呼喊“打倒李宗黄”、“杀关麟征、李宗黄以谢天下”、“立即改组政府”等口号，同时提出游行示威以壮声色。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等学联领袖见火候已到，顺势鼓动，表示响应。于是，整个会场如同决堤的潮水，人群“轰隆”一声拥出联大校园，于昆明大街小巷呼啸开来。

    由于卢汉对李宗黄这个冤家对头出任新职同样大为不满，没有派军警阻止，昆明街头汹涌翻滚的人潮急浪汹涌向前。大潮滚过处，留下了一堆堆用各色纸张书写的宣传口号与标语。当众人空着肚子双腿发软全身打晃两眼发花回到校园时，夹杂在队伍中满面尘土的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