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校园内外留下的一连串颇有点“水浒”气味的传奇故事，据当年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刘文典在讲课时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难得一见的“另类”。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氏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曾不理会下课铃响与否，有时一高兴讲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意犹未尽地勉强结束。有一次上《文选》，刚上了半小时的课就结束了上一堂课的内容，本来接着要讲下一篇文章，但刘却突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众人不解况中之味，只好散去。到了约定之日，学生们才知那天乃阴历五月十五，刘文典要在月光下开讲著名的《月赋》。到了傍晚，只见清扫一新的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大师一身长衫端坐桌前，在一轮皓月映照下大讲《月赋》之韵味，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奇。刘氏一看众人围将上来，且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一番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众人引导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一别出心裁的形式，颇受学生欢迎。以此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竟掀起了一股热潮，此热潮最早由吴宓的学生、联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陈铨发起，吴宓帮着张罗。陈铨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剧本《野玫瑰》闻名于当世，且在重庆等地掀起被批判讨伐的波澜。据吴宓1940年4月11日日记载，陈铨于当晚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强烈，“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陈铨的演讲一炮打响，令吴宓等人极其兴奋，很快在联大成立了一个“以研究为职志”的“石社”，以吴宓、陈铨、黄维等欧美派教授为核心人物，开始于不同时间、场合演讲，热潮随之掀起，渐渐从联大校园内漫延至整个昆明城，演讲受到各阶层人物的追捧。当地新闻媒体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抓住这一话题趁机炒作，使“石社”与热潮持续升温。作为这股热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吴宓，还受昆明电台之邀，专门演讲了二十分钟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当时昆明一碗面的价格是2元，吴一次演讲所得相当于40碗面条，其数量不算太多，但对穷困的教授来说，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了。

    在红风梦浪吹拂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动，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演讲者差不多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则白发飘零，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根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与西洋派研究路数不同的是，刘氏往往采取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以传统的“索引派”为正宗，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甚至穿凿附会地“顿悟”。据当年听过吴宓与刘文典演讲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时常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他内心对梦中情人毛彦文有始终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如有一晚上，吴宓本来是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并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