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极端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领袖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极具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一天上国文课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就在这一时期，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孙科、李宗仁等辈在广州密谋造反起事，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叫板儿，并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方法，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中正当死，兆铭当立”为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躲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并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唱起了对台戏。在新内阁急需用人之际，陈济棠想到刘文典曾是老同盟会员，曾做过孙中山秘书，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又被蒋介石当众侮辱性地扇了两个耳光，从此与蒋结下梁子，便多次函请并出重金礼聘刘文典，让其离平赴粤，共商“抗日兴国大局”。刘文典深知这帮乌合之众只图私利，不计国家民族危难，成不了什么大器，乃仰天长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遂婉言谢绝，并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

    就在内外交困与感伤中，刘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为其出主意，谓吸食少许鸦片可以疗治心灵之痛。刘依计而行，神情虽有好转，但渐染鸦片瘾而不能自拔，后虽屡有戒意而不能根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并为争权夺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北平气焰宣腾，浊浪滚滚。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