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日记中，吴宓明确记道：“听典露天演讲。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这一简短的记述显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谓多矣。据西南联大史家、云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证，日记中的“琼”，即联大生物系女助教张尔琼（南按：后有一段时间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若即若离，不愿发展恋爱关系。而“雪梅”则是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这个晚上吴本来是携恋爱中的卢雪梅去听刘文典讲演的，想不到吴端着饭碗里的肥肉还想着锅里的骨头，到了会场又开始搜索其他目标，并有幸发现了昨日情场追逐过的猎物张尔琼，于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马地来回打起转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时候，被时人称之为“国宝”的刘文典，即是把天上的星星讲得掉下来，且变成一堆陨石落到吴宓的头上，恐怕吴氏也无心思去关照了。当然，刘文典的“对台戏”也不是经常出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因为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根端贫困，他必须像其他教授一样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寻找额外创收的路子，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与其他教授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刘文典的鸦片瘾自离平抵达蒙自后再度复发，于痛苦难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钱穆语）恶习复发后，刘也就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大吸特吸起来，遂在江湖上有了“二云居士”的雅号。所谓“二云居士”，如周作人在回忆刘叔雅一文中所言：“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在物价飞腾，师生啼饥号寒的昆明，刘文典以一个穷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还要购买闻名于世的云南烟土与宣威火腿享用，大笔的资金如何解决？这就成为到昆明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幸的是，刘氏在天下儒林中名声响亮，当年被蒋介石所打的两个耳光，经过坊间不断加工传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声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与筹码，仿佛介公所赐的不是两个响亮耳光，而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着“刚正不阿”、“英雄豪杰”、“国之瑰宝”之类从字缝里难以找到的若隐若现的模糊图影。

    故若谈起联大刘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以知晓其人或与其人相识为荣。出于对其声名的仰慕，加之刘文典本人又善于书写表、志之类的旧体骈文，正合了一些旧官僚的心意，这才有了钱穆所言“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以酬谢的局面。钱氏所说的“皆争聘”或许有些过誉，像此类事在当时的联大校园中比较敏感，获利者不便公开宣扬，别人亦不便做深入调查研究，只凭同事间口传耳闻，有些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不过刘文典以这项手艺挣得所需的鸦片与火腿钱，当是不争且公开的事实。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几杯浊酒下肚之后，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其间提到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稍后“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

    吴氏日记中所说的“典”，即刘文典，“炜”即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的著名书法大家胡小石。缪云台乃当地著名财阀，曾做过云南省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等职，时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宓所记的“未知确否”，当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论断，因为30万元酬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后，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余斌教授认为：“假定确有其事，数额怕没那么大。罗常培主编《大理县志》（确有其事）得款才‘近十万元’，刘文典名气再大也不至三倍于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摆在那儿。再说胡小石的书法虽然十分了得，‘写’一下总不能和编一部县志等‘量’齐观吧。”余氏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缘于双方作品的“量”不能“齐观”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时并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