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多少来论，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产品，注重的应是质而非量，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钱价格论，与刘文典、胡小石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书画大家，所画之鹰、马，要比活蹦乱跳之鹰、马，无论是现大洋还是人民币或日国际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钱得多。而荷兰画家凡·高的一幅在一次拍卖会上，则拍出了相当于两亿人民币的价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园里真的播种几十亩甚至上千亩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经历多少个日夜，收获多少火车轮船，才能卖得出凡·高这一幅画的价格。由此推知，凭胡小石在书画界的名气和地位，“写”一下就等于罗常培编一部志书的稿酬，未见得就绝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为，而比胡氏世俗名气大得多的“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具有“活着的庄子”之称的刘文典，所得几十万元丰厚酬金也就成为可能。否则以吴宓之性情，不会不在日记里直接加以否认，而只作“存疑”处理。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名气之大，可与“云南王”龙云相提并列。当时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但云南的两个人却不禁止，一是龙云，再一位就是刘文典。如果此说属实，可见刘文典确是十分了得。除为旧官僚写谀墓文换取酬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刘文典还以真挚的情感，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了大量诗文。1941年3月，国民党陆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在山西境内与日军作战，被集结的25万日军合围于中条山。中国军队与日军战至5月10日，日军攻势凌厉，国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收到撤退电令时，已陷入重围，只得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延至5月11日，第三军伤亡过半，四面受敌，粮尽援绝，后路已断。在这危急关头，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上的国军4位上将之一。唐淮源阵亡后，1942年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他的家乡云南省江川县政府奉令于县城东门营建唐公祠，供奉唐将军牌位及肖像。除国民政府主席与龙云等党国大员赠送匾额外，江川县政府还专门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为这位被誉为“名将风范”的“滇军完人”书写“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刘文典欣然应允，且表示义务撰写，以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资天地之正气，体皇灵之纯粗，纂先民之高节，蹈前修之盛轨。”“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唐淮源将审庙碑”碑文文辞肃穆，情真意切，道出了书写者对抗日英烈的景仰缅怀之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陆军第八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担负攻打松山的任务。从当年7月到10月，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该军最终克复松山，全歼日守军。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昆明的刘文典面对敌人日落西山的结局，夜不能寐，遥望西天，念将士之奋勇，思国势之转机，挥毫写就了颇有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散发着铮铮铁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点苍低，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才闻收澳北，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萧瑟甚，穷边垂老听征鼙。

    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刻有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刘文典这首饱蘸热血与泪水，激情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