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刘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顾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