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

    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二十五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替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