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们对其嘱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阴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二者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陕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玩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