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皆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作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囱，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与昆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