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涵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得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里描述的孟州牢城一样，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