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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设备是否尚存。就在这次北飞中,曾昭抡最初的感觉是“故国河山,依然如旧”,但只要待下两三天,便发现经过八年的敌伪压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确实是变了,北平已不是原来的北平,其变不在物质或表面现象上,而在内容或人民生活与思想上,人民变得很穷,有的已是衣不遮体,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空虚。清华大学的房子外面大体完整,里面却一无所有。燕京大学的同学,依然是住在华丽的、贵族式的宿舍,可是吃的全是窝窝头,许多同学难得一饱,营养更是谈不到了。昆明、重庆的学生,尽管大多数濒于赤贫,但是每个大学的大门附近,总摆着有许多摊子,开着有若干小贩铺卖食品,生意大都不错。相反地,北平马神庙北大理学院前面,仅有一家小面馆在惨淡经营,光顾者几乎看不到北大的学生。有了二者的对比,曾昭抡深有感慨地认识到,后方民众几年来饱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十倍于今日之北平。不过在那些地方,苦虽说苦,开源多少还有办法,不像北方这样枯窘。那么,到底谁使华北和北平变得如此贫困?曾昭抡认为:“当然主要是万恶的敌人与伪组织造下的孽,但是收复以后,这种情形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则此刻当局,不能辞其咎。”面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北平学潮兴起并呈四面开花状向全国各地辐射似是一种必然。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面对颓局,咬紧牙关,为维护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作最后的努力。傅氏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学校……若弄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等于利用童工?”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为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和北平学界未来的焦急与忧虑。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傅氏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仁,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首都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勿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心头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已有几个补丁、且狗毛几乎被揉搓净了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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