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后方基地。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在大难临头之际都逃亡四川避难，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在长安城陷之际，唐玄宗携带部分文臣武将出逃四川剑南，李唐王朝在天崩地裂的摇晃震荡中最终稳住了阵脚。鉴于这样的天然条件，西南联大作出了迁川的决定。

    这年10月初，四川省政府致电西南联大，对迁川“极表欢迎”，并表示“校址似以泸县、宜宾、叙永一带为宜。”根据派人勘察的结果，联大常委会于11月13日决定，在泸县以南的叙永设立分校，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及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演变再作全部搬迁的抉择。因战时交通不便，600余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6日开学，10日上课。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课堂。就在联大派人赴川考察空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也令该所副研究员芮逸夫，随同济大学派出的教授一道赴川寻觅迁移之处，并很快在宜宾下游22公里处找到了一个可供安置书桌的地点。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李方桂等人根据考察情况交换意见，认为在没有更好的地方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此处暂时落脚。于是，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几个研究所，连同相关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的同济大学一道，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迁徙，目标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