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芮逸夫去李庄考察之际，史语所发生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却令傅斯年大为恼火的窝里造反事件。

    这年8月23日，在昆明龙头村一间黑屋子整日伏案做甲骨文识别与编纂工作的史语所助理员胡福林（厚宣），突然向傅斯年请假，说是有位叫许心武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昆明至重庆道路艰难，匪盗众多，需亲自护送家眷赴渝，并说一个月后立即回昆明销假，需预支九、十两个月的薪金以作旅费云云。傅斯年听罢，感到自己手下弟兄生活艰难，其家眷能在陪都重庆找份工作自是一件好事，只是考虑到史语所马上就要搬家，劝对方不要此时离开，最好入川后再作打算。若从新的地方——四川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此道比从昆明赴渝方便得多。想不到胡福林不以为然，执意要走。傅斯年经过再三踌躇，最终一咬牙答应下来，嘱咐对方快去快回，不要误了所内搬家事宜。胡氏点头答应，此事算告一段落。

    几个小时后，傅斯年来到李济住处，把胡福林请假赴渝之事讲了一遍，李济当场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胡福林非要离开，待把家迁到四川后再作行动，这样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现在全所搬迁在即，许多器物需要整理装箱，人手本来不足，若小胡此时离开，对史语所工作极其不利。本来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经李济一说，颇为懊悔，立即找到正在工作室整理器物的石璋如，让他赶快找到胡福林并转达傅、李二人的意见，希望对方暂且留下，待随所搬迁后再行赴渝。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福林工作的那间小黑屋与宿舍，发现人去屋空。又到史语所驻地和弥勒殿可能匿身的地点搜寻，仍不见胡福林的踪影。难道此人神消了不成？石璋如这样想着，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氏已悄然离开昆明远走高飞了。

    胡福林于1928年自河北保定培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1934年毕业。在此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由广州搬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史语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腕前往授课，以壮北大文学院声威。而自1931年下半年起，顾颉刚除专任燕大教授外，也受聘北大历史系兼课讲师，每个星期讲几点钟的课。学生胡福林出于对顾氏学问的崇拜，渐渐与顾颉刚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关系。胡氏毕业后，因学业尚不算差，被傅斯年、李济弄进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从此之后，胡福林追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单独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发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追随董作宾整理殷墟出土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事宜。据石璋如回忆说：“先前在南京急着将一到九次发掘的甲骨出版《殷墟文字甲编》，所以Yh127坑甲骨就只放到架子上，后来装箱都没有再动过。”到了1941年的8月，史语所同仁感到“离搬家还有段时间，也不知道搬家地点，不妨趁机开箱编号。三组同仁都可以帮忙开箱，编号就落到胡厚宣、高去寻两位先生身上……胡厚宣与高去寻一人写号码，一个纪录，若有可以合块的碎片，也许有两个编号，便趁机重组。董先生就描写重要的东西，进行分类……工作从早忙到晚，吃了晚饭之后继续加班到十点。”就在这项紧张而繁杂的工作进行中，胡福林悄然告辞了。

    当时整个中研院史语所大师如林，将星云集，一个小小的助理员如胡福林者要休一个月的假，本不足挂齿。而此事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当石璋如奉命搜寻胡福林踪迹时，突然发现胡氏的一切书籍文件、生活用品等器物，随着本人的消失也一道无影无踪。石璋如深感跷蹊，觉得其中有诈，立即向傅斯年和李济作了汇报。傅、李二人一听，亦觉不可思议，遂带着疑问与不解在史语所与周边学术机关展开调查。第二天，得知胡厚宣确已追随顾颉刚跑往成都齐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