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办研究所去了。傅斯年听到这个切实的消息，大为震怒，认为这个小胡把自己当猴耍了，遂在弥勒殿几个泥塑金刚面前晃动肥胖的身子，不时跳动脚跟儿，对胡福林以及齐鲁大学连同顾颉刚、钱穆等人骂将起来。骂过之后乃展纸修书一封致胡福林，说：“顷闻兄就齐鲁大学事，为之愕然。如有此事，务乞打消；如无此事，亦乞示知。”随后又命史语所考古组发出一函：“奉傅所长嘱，请将《武丁多妻多子》及《殷代农业》两文留下，交汪和宗先生带来，以便编入集刊。”

    两函写就，傅斯年觉得并没有解除心头之恨，于是再修书一封，把窝在肚子中的虚火狂泄到齐鲁大学主事者身上，其书云：

    本所职员胡福林君请假离所一日后，本所即得到若干口头报告，谓，贵校之国学研究所一年前即已聘定正在本所任职之胡福林君为教授，资以薪给。其本年之职务则为：（一）在云南为贵校购买书籍。（二）在本所抄录影拓一切本所正在研究尚未出版之材料，以备将来贵校国学研究所之用等语。事涉离奇，殊难置信……据负责人报告，近一年来，该员将本所所藏重要史料誊录甚多。本所之正式工作［资料］，该员亦全数携走，其目的为何？实难揣测……傅斯年在函中强烈要求齐鲁大学立即“查复上述传言是否属实”，并给史语所一个说法。齐鲁大学为英美长老会传教士于1917年在济南联合创办，但长时间未能正式立案，后在号称基督徒、蒋介石“老二”孔祥熙的暗中关照下，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在济南立案，承认其合法地位。因孔氏对此出力甚大，按中国特色的处事哲学，齐鲁大学主动聘请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齐鲁大学流落到四川成都，寄居于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此时，顾颉刚已辞去燕大教职，先是组织一个西北考察团对西北边疆展开调查，后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任云大教授。未久，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迁至昆明，顾颉刚兼任该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春，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到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氏认为齐大开列的条件对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研究较为有利，慨然应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道入伙。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幼年读过家乡私塾，及长，为苏州中学教师，虽满肚子学问，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经人介绍，偶然发现这位乡村才子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以匹敌，称得上是中国乡村自学成才的标本式人物，不觉心生惜才之心。顾颉刚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学术界荐钱并得到回应。1930年秋，36岁的钱穆离开苏州至北平，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迅速成为史学界一颗亮丽的明星。

    因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傅斯年、胡适等团体中人的关系由表面的客气逐渐变为不再客气，感情裂隙越来越大。究其内情固然复杂，但大体的脉络还能看出，按钱穆本人的说法，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系，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钱氏对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价值并不大，无非是“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已。就胡与傅相较，钱穆更看不上眼的是傅斯年，因为胡适当时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傅斯年一直反对“著史”，倡导以专题研究为重，崇尚德国郎克学派的实证、客观等理论衣钵，此点与钱穆心中那带有苏州甜